The Origin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s Maritime Cultures[Stag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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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發生乃源於人類對地點的辨認和指稱,通常會以明顯的地形或地物來命名;甚至與該地區人群使用的語言關係密切,因此一般多將地名視為文化產物。透過地名,人類一方面對地表空間建構出次序性與親近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特有的文化價值觀。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地名也在不斷演變,甚至不同的統治者會為了某種目的或原因而特意加以命名,在台灣,尤其以市街地區的街道命名最為明顯。
  台灣歷經不同政權統治,不同的政權治理,通常會將地名做為空間權力象徵的闡釋。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台灣,不到半年,就在一九四六年的元旦,開始如火如荼的進行「道路改正」工作。當時的《民報》以「除去日本色彩,省垣改正街路名稱」的標題,向民眾揭示行政長官公署對台灣路名改正的要點。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第一件事就是將台北街道名從日本名改為中國名,當時上海工程師鄭定邦將一張中國地圖蓋在台北地圖上,中軸線對準中山南北路,再將地圖上的中國地名填上台北街道。此一街道改正的推行也導致全台街道名稱一致性的去本土化與中國化。1996年3月21日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將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則展現對長期台灣街道的紀念性地名與中國化地名的反撲,也反映出台灣街道命名的政治化色彩。
因此,本書寫計畫將借助批判理論從國家權力的面向切入,討論台灣街道命名歷經不同政權治理下的變遷與意涵;此外,因考量台灣歷史發展的區域差異性,選擇台灣三個街道作為比較分析的個案,分別是台北、台南與花蓮,選擇此三個城市的理由是:台北代表日治時代以來全台的政治中心,其街道命名應該最能凸顯國家治理的表徵;台南市作為台灣最早的歷史發展起點,其市街名稱的變化即使是在同一政權脈絡中也可能產出不同的文化對應;花蓮市地處台灣邊陲之都,不但有著族群的特殊性,更在日治時代成為日本移民的發展基地,其區域的特殊性應該會具體展現於街道命名中。
預期透過三個城市街道地名的演變,比較分析國家權力對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展現,尤其著重在台灣的殖民與去殖民過程中,地名的變動所展示的空間權力之象徵意義。

撰寫人

黃雯娟(東華大學台灣文化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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